天天热头条丨可怕的不是老龄化，而是“未富先老”

小伙：大爷，你知道这辈子最难过的事是啥不？

大爷不解，小伙说：年轻时，没钱啊。

大爷：小伙，你知道这辈子最最难过的事是啥不？

(资料图片)

小伙不解，大爷：人老了，也没钱！

随着新出生人口数量的不振，"老龄化"持续成为近些年的社会焦点，尤其在三四线城市，尤其在县城农村。

但人们却对大城市少有担忧，即便一、二线城市内部新生儿数量也在逐年减少。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内部增量不给力，但外部流入人口却杠杠滴。

有图有真相，我们以上海为例，下方蓝线是常住人口增长率，红线是户籍常住人口增长率。

即便每年都有无数外地人挤破头落户上海的助攻下，但户籍常住人口增长率却多年持续为负，但常住人口增长率却多年持续正向增长。

这中间的差值，其实就是不断流入的外地人口。

所以网上常说，上海的强大是有外地人撑起来的，这话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即便上海有着强悍的外部人口助攻，但这种助攻的边际效果却在2015年逐年递减的。

2021年正式跌入负值，2022年呢？

经历了上半年Q2特殊4的战役后，今年上海的常住人口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是个值得跟踪的问题。

但此时我们还无需关心上海，因为与上海同属超一线的北京在老龄化方面已抢先一步。

近日，由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1）》，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底

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20.18%；

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388.3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7.5%；

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31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14.24%；

65岁及以上户籍人口279.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19.8%。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20%-30%之间、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14%-20%之间，就意味着该地区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2021年北京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首次突破20%，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首次突破14%，这标志着

—— 自去年开始，北京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过去人们并不怎么担心的一线城市人口结构，如今也在全社会人口负增长的浪潮下发生恶化。

自然增长率只要大于0，其实就表示人口总体是增长，无非增长多少的问题。

而自然增长率在零轴下方，也意味着老人去世的数量开始超过新生儿出生的数量，人口总数开始逐年回落。

如上图所示，自然增长率在近几十年内持续回落，2021年达到0.34‰，开始接近零轴，而该数据也意味着

—— 如果短期内没有超预期的新增婴儿出生，则当下的人口数量则就是巅峰。

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人口开始存量模式，即接下来京沪增长的人口，则意味着其他城市相对减少了同样数量的人口。

以前我们说县城老龄化，现在开始注意到京沪老龄化，但其实"老龄化"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不用过于惊慌。

当前国际上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低收入国家中基本不存在老龄化，老龄化现象基本上只存在于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样本中。

如上图所示，4个不同经济阶段的经济体的老龄化程度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分布，通过均值我们可以看出

—— 越穷的地方老龄化越低，越富的地方老龄化越高。

2019年全球28个低收入国家的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3.22%，不仅低于7%的标准，人口结构也更偏向于年轻型。

高收入国家则相反，有超过2/3的国家达到深度老龄化的标准，最高比例的国家日本则达到了惊人的 28%，几乎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经济状态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绑定得如此之深呢？

从人口动力学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是"寿命"与"生育率"共同的结果，且这两个因素又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首先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经济水平的提高对于人均寿命的提高是肉眼可见的，人的平均寿命与过去不发达时相比大幅提高。

据科学研究表示，人均GDP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 国民预期寿命会增加4.37年。

所以说过去之所以老龄化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疗水平或物资供给保证老年人的寿命。

简单点说就是，很多人还没活到65岁就嘎了。

如果各位不理解，可以回家问问自己的父辈或者奶奶辈，他们那个时代很多人能活下来便已是幸运。

所以在经济水平不断抬高的背景下，老龄化只是人口结构自然演变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内生推动的一个必然趋势性。

就像现在的60岁的大爷，30年前也是一个年轻靓仔；而现在30岁的年轻靓仔，30年后也不可避免得成为60岁的大爷。

老龄化是人口总体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占比逐年抬高一个原因是因为老年人占比多了，另一个原因则是新出生孩子占比少了。

经研究数据表明，人均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生育率会下降0.68个百分点。

如战争或国家动乱结束，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的时候，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较多，人们的生活就业压力小，生育率则会增加。

尽管此时生活水平还不富裕，但是对未来美好的预期则可以抵御当下的不满，由此我们发现全球很多国家在二战后集体出现了婴儿潮。

所以说经济水平并不是影响生育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速才是。

于是我们发现，在增速平缓或者衰退的时候，人们就业困难生活压力大，结婚生育等成本和效用难以匹配，自然也就造成了剩余意愿的下降。

而这种影响，在近些年愈加明显。

与此同时，经济减速与低生育率即是因果关系，也是相互关系。

因为低生育则意味着低人口，低人口意味着低需求，低需求意味着低消费，低消费背后则是另一个人的低收入，低收入再次反馈到生育上，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通过生育率年份的变化，我们也几乎可以对比过去近20年里，哪些年容易赚钱，哪些年不容易赚钱，其实真的大差不差。

人是经济的主体，自然也就成了对经济最敏感的动物。

而当前我们在生育率与经济螺旋下滑的趋势下，如果不发生改观，接下来几年3%—4%的年度经济增速或成为日常。

最后再说句心里话，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变老并不可怕，毕竟没有人会永远年轻，最可怕的是

—— 我们还没有富起来，就老了。

对一个经济体而言，老龄化也并不可怕，毕竟这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最可怕的是

—— 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老龄化就来了。

而以上两点的影响，远比"老龄化"本身更加可怕。

我们过去的发展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力资源禀赋，另一方面，养老体系、退休制度未能充分应对老龄化趋势，老年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成本也将成为未来经济的重大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