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艺大师》：“地下室人”能被“自然”救赎吗？

《园艺大师》：不是爆米花电影

美国大导演、编剧、电影评论家保罗·施拉德的新作《园艺大师》在去年的威尼斯影展亮相。虽然他在此荣获了“终身成就奖”，影片本身却似乎反响平平，甚至令人感觉大师已经迟暮了。作为“新美国电影”运动的旗手，保罗·施拉德一贯和主流电影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多年来他没有间断拍片，也活成了年轻一代影人心中的传奇。那么，这部新片会对他的声望造成减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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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述纳维尔·罗斯（乔尔·埃哲顿饰）有着“园艺大师”的名头，他看上去一丝不苟，为女庄园主哈弗希尔夫人（西格妮·韦弗饰）提供从园艺到身体的服务。一日，夫人告诉他自己立了遗嘱，将庄园的管理权和收入赠予他，但是他要将自己十多年未谋面的侄外孙女玛雅，培养成合格的园艺师，以便继承这份遗产。见面后，纳维尔发现这是个漂亮的、显然有黑人血统的姑娘，她闪烁的目光中好像隐藏着什么秘密。在一次发现她被男友暴打的真相后（玛雅被贩毒团伙控制），纳维尔联想到自己沉重的过往——原来他曾经误入极右翼种族主义团伙（“白人骄傲”）并曾开枪杀死黑人，在迷途知返、与警方合作后隐姓埋名。他曾经有一个和玛雅年纪相仿的女儿，这让他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一种保护欲，并与之产生了情愫。夫人得知大怒，将二人逐出；纳维尔为玛雅与毒贩（其实就是街头混混）搏斗，送她去戒毒，坦白自己的过往，并赢得了她的爱情；这时毒贩报复他们，摧毁了夫人的花园，纳维尔在彻底教训了毒贩后，回到了庄园，和玛雅一起，继续担任花园的守护者。

单从这个故事来看似乎可以理解很多观众的不满，因为看起来这是一个常见的“犯罪加爱情”的故事，尤其是影片的结尾似乎太过幼稚，让观众连买好的爆米花都感觉索然无味了。但《园艺大师》显然不是爆米花电影。

以往的施拉德：被更高的存在救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影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来自导演思想的内部。

保罗·施拉德将自己的作品称作“存在主义电影”，他的影片有一些固定的模式，比如开头总是男主人公在小黑屋里写日记的场景。通常这被指认为学习了他的偶像布列松的《乡村牧师的日记》，但更重要的来源恐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布列松无疑是世界电影史上最拥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在昏暗的、逼仄的斗室里，背对观众写日记，很难不让人想起《地下室手记》开头那句话：“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施拉德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当代的“地下室人”，无论《出租车司机》《美国舞男》，还是《第一归正会》《迷幻人生》，皆如此。“地下室人”或许是世界文学史上现代意味的最重要的“反神话”形象，他公然拒斥了“美好而光明的未来”的诱惑，而是在牙痛中寻找快感，也就是说，他提出世俗生活中种种的不完美都有其正当性，因为人的世俗生活就是一种有限性的生活，其中充满缺陷和不完善，缺陷和不完善或者会导致错误的行动，或者会导致犯罪。这里包含着一种对在世俗生活中实现最高目标的拒斥，因为那样将会把人变成一种手段，变成“钢琴上的一个琴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罪就是应当的，所以救赎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重要成分。布列松显然懂得救赎意味着什么，他说，救赎未必需要在电影中出场，但是也能令观众感觉到它“在场”。布列松改编自《罪与罚》的《扒手》中，男女主人公最后在监狱隔着探监室玻璃指尖相触的那一刻，让年轻的观众施拉德感受到了这就是一个“在场”的时刻。

在施拉德后来的大多数影片中，都遵循了在歧途挣扎的男主人公被更高的存在救赎的模式，而女性主人公总是承担了这个任务，因此他的女主角带有理想化、崇高化的特质。这也与施拉德自己的家庭背景很有关系。

变化：“自然”成为拯救者？

但是在《园艺大师》中，发生了一个变化，“自然”取代了那个更高存在，成为拯救者，尽管“地下室人”还是要靠一个女性（在影片里是玛雅）来救赎。“自然”在这里包括双重的意义，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人的自在的精神、“本来的”面目。园林/庄园是空间，也是时间，首先它是故事的时空，这是一个明显有着反种族主义意识的故事。这里园林的前身是美国南方的种植园，是奴隶主的遗产；而种族问题并不会因为表面的平权而消失，它长久存在于一种社会意识中。就像影片中指出的那样：它首先不是为了服务“美”，而是服务于金钱，就像哈弗希尔夫人认为的那样——金钱可以决定这种“美”，这就是她，继承了美国南方奴隶主传统意识的真实想法。72岁的西格妮·韦弗演出这个角色非常有说服力，她超过1.8米的身高和依旧美丽优雅的气质让这个高傲的南方庄园主形象真实可信。然而高雅外表掩饰不住的是，她将所有东西都置换成金钱价值，包括各种“美”。对于种植园主来说，黑奴是他们的财产这种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妹妹跟一个黑人走了，这对于南方“老钱”来说是不可原谅的羞辱，她对这个显然遗传了黑人相貌的侄外孙女的敌意也正来于此。她称纳维尔为“甜豆”，显然这个看起来冷峻的硬汉也无非就是她的一个佣工，和她的宠物犬没有两样（所以纳维尔进入她的场所时总是和她的狗在一起）；而作为情人，很有可能纳维尔的身体（背上文着“白人骄傲”和纳粹的种族主义图案）更能激起她的某种隐秘的激情。

而对于纳维尔这个“地下室人”来说，对“园艺”（Gardening）的理解伴随着他的精神发生的转变。园艺显然指的是对自然的处理方式。一种是用各种锋利的工具，将植物和土地修理成人类认为“美”的样子，这种美通常带有强迫症的意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或者说，奴隶主。绝大多数的，特别是西式的园艺思想其实都带这样的思路。而另一种思维则是将人类看作自然的造物，植物、动物也是。自然本身就是自我具足的，自然从来不会觉得自己不“美”，并且，和人类相比，自然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这是非常现代、晚近的观点，带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意味，可以说是“后人类主义”的，它意味着各种生命形式可以共享一个群落。影片中，主人公的认知从前一种逐渐转变为后一种。纳维尔在园艺学方面造诣很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案头全部是经典的此类著作。但是他的所言所行是相互背离的。在教学生“深深地呼吸泥土的气味”的同时，他背负着沉重的罪孽感。种族主义组织头目也曾向他灌输：园艺，就是一种“清理”，杂草就是要连根拔起的，他们的种族清理事业是同理的。同时，他也为了隐藏自己的杀人秘密和保住饭碗，为夫人提供性服务。这与他一丝不苟的工匠大师面目形成了一种拧巴。而且这种矛盾成为了他的梦魇，他都不相信自己能从梦魇中醒来，直到遇见了玛雅。虽然他教玛雅园艺，但是玛雅似乎从没有真正去做一个这样的好学生。玛雅无形中吸引着纳维尔，因为她的身上有一种比书本中的园艺更接近自然本身的东西，并且在为玛雅解决麻烦的过程中，他发现并不是他来英雄救美，而是他自己被玛雅所救赎，即她自然流露的爱、善意、宽恕的天性，让他产生了自己的罪可以被消除的信念。这部影片中也有施拉德电影共同的那个“救赎的时刻”：玛雅问纳维尔，你会洗掉这些文身（即纳粹标志和种族主义符号）的对吗？这时候纳维尔跪下，仰望着她。这一幕也让人想起《罪与罚》，但这里显然意味着“罪”是可以洗掉的，这和“原罪”的那种意识是非常不一样的，或者说，没有了“原罪”的意识，这和之前的施拉德电影非常不同。

那么，纳维尔又如何被自然救赎？他真正的精神转变正是因为自然的启发——毒贩将花园摧毁得七零八落，但这时候他意识到，即便遭遇辣手摧花，自然自愈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是惊人的，它的美本来就无需人类中心论的那种秩序所决定；而人通过自我修复（精神修炼、真诚忏悔等等），也可以回复到一个“返归自然”的状态，再也没有梦魇，也不会有错误的举动。像植物一样，人类同样具有转变和自我塑造的能力，能够恢复到原本具足的完美本性。所以在这部影片中的“反派”都还不够“坏”，整个结尾沉浸在明快的气息中，这也是爽剧逻辑无法解释的。但“地下室人”难道就这样走出“地下室”了？或许，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黑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