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皇帝和他的“天才捕手”计划

丘成桐是著名的华裔美国数学家，曾经获得过数学领域的至高奖项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由于他在数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巨大的学术影响力，《纽约时报》送给了他一个头衔：“数学皇帝”。

丘成桐个人研究成就早已达到了顶峰，在近些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别的地方：为中国培养未来的数学家，同时也是给自己的学术研究找继承人。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求真书院，并担任院长，以清华为基地选拔和培养下一代数学人才。

丘成桐对拔尖数理人才的培养有着自己的特殊理念。他特别重视人才的早期发掘和培育，倡导顶尖数学家的培养要从初中开始。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他在清华设立了新领军计划，允许非高三的学生甚至初中生来报考，同时，他也在全国各地和当地的顶尖中学合作，设立了几十个丘成桐少年班(俗称“丘少班”)，招收当地有潜力的年轻学子，在数理方面进行贯通、超前培养。

前不久的11月6日，丘成桐在第二届全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论坛上发表了演讲，正面阐述了他关于训练和提拔杰出人才的思考，并回应了社会上对他这些做法的一些疑虑。他还讲到，今年在全国丘班中又选拔出一个“示范少年班项目”，每年不超过50人，集中到清华大学附近的101中学进行培养。这个示范班，按丘成桐的说法，就是中国数学未来的“国家队”。

天才教育

选拔具有非凡天赋的年轻人，从十几岁的时候便开始针对性的培养，这种做法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特别是在数学和物理这两个学科上，很多天才学者在十岁出头就已经崭露头角了。有数学之王美誉的欧拉，在13岁起便跟随当时最负盛名的数学家伯努利学习数学和物理;而数学王子高斯，大家都对他10岁就能自行推导出等差数列求和公式耳熟能详了。这两人都在很年幼的时候就展露出非凡的数学天赋，随后又得到了名师的指点，最终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数学家。

高斯

当代的著名案例有华裔数学家陶哲轩。他7岁开始自学微积分，8岁半升入中学，一年后开始在家附近的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16岁大学毕业，21岁时便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的学术生涯也颇为顺利，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数学家。

陶哲轩

有了这些成功先例，很多国家出于培养人才的目的，都建立了针对杰出少年的特别教育系统。美国倾向于将具有天赋的学生送到特定学校进行针对性培养，以助于他们能更好更快地适应大学学习和学术研究。例如美国的史岱文森中学(Stuyvesant High School)和布朗士科学中学(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等学校，就是承担早期天才教育职责的学校，最后也成了诺奖得主的摇篮。而盛产数学家的法国，也以立法形式，要求各级教育系统对“智力早熟儿童”进行个性化追踪和支持，并采用开设英才班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更早地接触深奥的学术专业知识。

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则延续了前苏联时期对天才儿童进行“丧心病狂式的理工科教育”的传统。根据俄罗斯的一些统计数据，截至1999年，超过80%的俄罗斯数学和物理的相关人员参与过这类特别项目的培训。而这样的针对性项目一直保留至今，在政府的持续支持下不断拓展升级。2014年，俄罗斯设立了一个名叫“天狼星”的教育中心，这是一个专门为天才儿童设立的中心。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在科学、数学、艺术和体育等领域具有卓越才能的学生，倾全国之力对他们的成长和培养给予特殊帮助。

中国也有这方面的尝试。但在丘成桐之前，这些尝试更多局限于各个省市内部，规模一般也较小。比如北京地区，有人大附早培、八少八素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天才儿童培养项目，其他省市也有类似的项目，但都比较分散，培养方式也不尽相同。全国范围的项目，则多以大学牵头开设“少年班”，招收低龄学生。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中科大少年班了。

而丘成桐的出现则大大推动了国家政府在这件事上的重视程度。他以自己的声望为基础，以清华大学求真学院作为基地，与各省市顶尖中学联合设立丘成桐少年班，招收和培养有天赋的年轻学生，规模和影响力远超之前的任何一个天才班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聘请世界最顶尖的学者，同时结合自己的个人成长经验，实际参与到这些天才儿童的培养过程之中。

而这次提出的“示范班”国家队，是这一思路下的新范式。

丘成桐教授在“杰出少年示范数学班”开班仪式上致辞

国家层面的支持，大师亲自下场推动，各级媒体也不断报道和赞美这些低龄上清华的天才儿童——这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丘班热”，许多省市的优秀学子都以丘班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来努力。

有人说，这件事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恐怕也就只有丘成桐能做得到。诚然，目前丘成桐在中国数学教育领域的权势，绝对堪比“皇帝”。

丘班：上清华的捷径?

如此高调的天才选拔培养计划，不乏拥趸，但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最明显的争议是丘班的掐尖思路与国家政策不符。在目前全国双减的大背景下，各地的丘少班却在大张旗鼓地层层选拔进行掐尖，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对此，丘成桐曾明确表态，这个计划是针对极少数人的，主要是针对有数学天赋又有志于数学研究的学生的，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然而，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这件事的实际走向与丘先生的初衷产生了不小的背离。中国自古有看重“金榜题名”的传统，许多家庭都将孩子考入清华、北大这样的顶级学府作为光耀门楣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丘班学什么、怎么学、后续的职业规划都不重要，他们单纯天真地认为，孩子只要考上丘班，就已经在人生赢家的道路上站稳了脚跟。因此，在他们眼里，丘少班、新领军计划，是一条将孩子送入清华的极好的升学渠道——他们的实际目的，是利用丘成桐的天才儿童选拔机制，让孩子能尽快地进入清华，而不是为了日后将孩子培养成数理大师!

这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需求的错配。丘成桐想要的东西和期盼考上丘班的孩子及其家长想要的东西，并不一致。这种错配，无论是对丘成桐而言，还是对孩子、家长而言，都可能会很致命。求真书院的培养机制是3+2+3式的，而且主要目标是培养前沿的理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这就意味着，很多孩子会在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就需要决定是否要在未来近十年——人生中最青春的十年——投入到常人看来非常枯燥又艰难的对抽象世界的无尽探寻过程中去。这就需要孩子是真的热爱数学这门学科才行。许多冲着清华、丘成桐名号去的家长和孩子，在考上丘班的那一刻，可能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最后导致许多人被迫顶着看似风光的“清华”招牌，却在实际上忍受着极度痛苦的求学生涯。

丘成桐和求真书院的学生交流问题

而丘成桐呢?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继承人心中一心只有数学，心无旁骛，而不是看到自己辛苦创办的为国选材、培养未来数理大师的计划沦为一些人的捷径和跳板。

今年的10月假期在求真书院内部曾发生过一个不太和谐的小插曲。起因是书院10月1日晚在微信群里发布通知，让参加博士转硕士项目的学生在次日早上去接受丘先生的指导。这遭到了个别学生的质疑，认为在假期临时通知第二天的安排非常不合适，打乱了学生整个假期安排，并随后和丘先生在言辞上有一些直接的交锋。这本不是什么大事，却多少能折射出丘先生和部分书院学生在求学理念上的差别。

从丘成桐个人的求学经验看来，他认为，数学研究，应当具有一种献身精神，即，将一个人的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数学上来。这也是他年轻时在美国求学经历中的真实做法。但这对于大部分大学生来说，恐怕很难接受。他们看来，学术研究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生命中还有很多事比数学更重要或同等重要，他们无法做到像丘成桐当年那样全年无休、从头到晚坐在图书馆里心无旁骛地钻研数学。

这些差异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丘班创办时间还不长，很多问题尚未大规模浮出水面。相信随着时间不断推移，类似的争议事件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大炼钢铁”

另一个使丘班体系陷入争议漩涡的焦点，是这件事给社会教育系统带来的“负外部性”：让不少家庭重新陷入无意义的教育内卷之中。

原本，在国家双减政策的严管之下，很多掐尖选拔遭到了灭顶式的打击，机构，尤其是奥数机构也成批地消失在市场上，给义务教育的疯狂内卷及时地踩了一脚刹车。然而丘班的出现，却让这些牛娃或者自认牛娃的家长，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掐尖路径。

于是，围绕着新领军计划的考试大纲和各地丘少班的招考标准，牛娃家庭开始重新进行规划。原本用于小升初掐尖的小奥由于不再具有现实价值靠边站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系统化的提前学。而那些原本因教授小奥而偃旗息鼓的教培机构、名师们，业重新整理了思路，与时俱进地推出了超前学的课程体系。

一种全新的风潮在鸡娃圈中兴起了。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看上去小学中低年级、甚至还在读幼儿园的“神童”们镇定自若地讲解着让大人们都感到头疼的中学数学难题;鸡娃群里，新进家长报孩子进度的时候，提前三四个年级的数学进度早已成为标配;学校的数学课堂上，一大群自鸡娃获得了上课免听的待遇，刷着与自己年纪不符的题。幼儿园学小学，小学学中学，初中学大学，已经成了牛娃圈非常正常的现象。要是小学高年级还没开始学微积分，那对不起，你家孩子已经远远落后了。

网传上海某幼儿园的“特色班”。其中所谓的AMC考试是美国数学竞赛，入门级的AMC8通常由6、7年级学生参加。图源：小红书。

当然，真能达到这样进度的孩子，终归还是一小撮人。但随着社交媒体的“扩音器”效应，普罗大众感受到的是跟双减前一模一样的、扑面而来的焦虑感。别人家孩子能跨三个年级，那我们家是不是至少也得跨一个年级?隔壁老王家孩子成绩不怎么样，都在超前学了，我们如果不学，是不是会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内心OS逐渐在家长心里蔓延开来。渐渐地，跟小奥的情况一样，本来只适合少数孩子的事情，被推而广之，形成了“大炼钢铁”的状况。不管家里孩子是什么样的材料，家长们都会想方设法地去找炉子——哪怕是那种驴头不对马嘴的煤气炉也不打紧——开始炼起钢铁来。刚消停两年的教育内卷，又在另一个维度上展开。

究其根本，还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太过趋同了。人人都以考大学作为学校教育的终极目标。这导致教育体系的所有选拔考试都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考虑到我们国家每年的学生规模，丘班系统每年几百或几千(算上各地丘少班)的招生规模，可能就会吸引几十万家庭的认真参与。这导致几十万孩子从极低龄的年纪就被迫开始学习与他认知发育阶段极不相符的内容，为了在选拔考试中拿到高分疯狂刷题——极度泯灭了孩子的本性。

而这种社会氛围下选拔出来的孩子呢，相比于对数学的热爱，更可能的共同点是“早慧”，比同龄人更显成熟。但对于数学研究这样贯穿终生的事情，毅力和长期坚持的能力恐怕才是更需甄别的品质吧。

当然，从概率的角度来讲，丘班这一天才儿童选拔培养计划，最终能培养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数理大师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但在这背后，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在选拔过程中被层层淘汰下来的孩子。他们原本也有很好的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赛道，却因被社会大潮裹挟走上了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径，最终成了这条路径下的失败者。在目前的形势下，这批孩子的数量可能远远多于成功者。对此，社会又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