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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松 姚舜禹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口老龄化既是人口生命福祉提高与社会进步的积极表现,亦是中国乃至世界必须妥善应对的人口挑战。“少子老龄化”是当前中国最基本的人口态势,而延迟退休政策是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严峻挑战的重要举措。推进延迟退休政策既是当代中国人口的形势所迫,又是历史必然。
推进延迟退休的原因不仅涵盖预期寿命的延长与退休年龄固化的不协调发展、过早退休的效益产出与培养人力资本投入的不均衡、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老年人口红利利用不足等,更重要的还有对“少子化”带来的“青年赤字”、老龄化带来的子代赡养负担加重、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养老金财政压力的担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这需要厘清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为何要稳妥有序推进延迟退休政策?二是推进延迟退休政策为何强调自愿与弹性原则?三是推进延迟退休政策还需注意哪些问题?
延迟退休一经提出便备受社会关注,尤其是部分青年人对延迟退休政策存在误解,错误地把延迟退休理解为“一刀切”或者“少发钱”。这应引起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尽早应对。
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必须小步慢走,渐行渐善,分阶段的细致落实和有效推进,尽量兼顾性别、年龄、健康及工种等各方面差异,坚持自愿、弹性原则。实行自愿原则,劳动者可结合自身情况与主观意愿选择是否延迟退休;弹性原则可为劳动者提供更多选择,允许其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后依据一定浮动时间限度,提前或延迟退休。
早已进入老龄化的日本推行的一些举措,可为中国的延迟退休政策提供借鉴。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弹性退休规定是最低退休年龄为6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为65周岁,最晚退休年龄为75周岁,每提前一年退休养老金减少6%,每延迟一年退休养老金增加8.4%。采纳自愿和弹性原则,本质就是要兼顾政策、经济、劳动力、个人四个方面影响退休年龄的因素。政策因素包括社会保障政策和企业年金政策;经济因素包括财富与资产、收入水平;劳动力因素包括市场分析、劳动力需求、工资率;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健康水平、职位、配偶状况等。
自愿选择、弹性退休,能够充分尊重劳动者个人意愿和客观情况,有效减少公众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误解,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利用,改善养老金供需困境、减轻子代赡养压力,切实提高劳动者晚年的生活福祉。
目前,中国的养老困境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是“少子老龄化”“长寿老龄化”及“迁移老龄化”三重因素叠加。延迟退休可以缓解中国的养老困境。当然,实现延迟退休目标需要多管齐下。延迟退休制度的实施,要有相应配套制度的支持,如衔接好生育制度与退休制度、营造大龄友好就业环境等等。
中国应积极倡导“成功老龄化”战略。成功老龄化是解决养老挑战的有效倡议,包括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等要义。健康老龄化是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前提和保障,只有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健康的老年人比例提高才能保证老年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也可节约医疗及照料资源;积极老龄化旨在鼓励老年社会参与,深入挖掘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和余热,缓解“青年赤字”及养老金空缺压力;和谐老龄化是指在调整退休年龄时要考虑由此造成的代际冲突,要兼顾代际之间的利益,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及社会秩序。
此外,相关部门要做好延迟退休政策的解读、阐释工作,让群众对政策形成客观、理性和全面的认知,以确保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