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桂森|为戏而生——我的戏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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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7 16:23:12

少年坎坷，深圳墟遇磨难九死一生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30年代宝安县，是百年深圳的历史见证者。祖籍乃广东梅州兴宁，父亲曾宝华一辈家中九子，有抗日东江纵队将领有广州商贩，由于战乱频仍致骨肉失联，吾父早年当过和尚，后卖猪仔到南洋泰国锡矿当矿工，中年由大姐作主与公鸡拜堂娶刘氏为妻颇具时代色彩。到我这辈五兄妹中我乃家中长子，年幼时，总盼着父亲回港一家团聚，后来父母把家安在深圳墟（今日东门老街），经营的曾宝华牛肉店成了闻名乡里的老字号，直至晚年在宝安县国营农场退休。

作为土生土长深圳人，我见证解放前的深圳墟人流兴盛、交易畅旺、商贾鼎沸、经济繁荣。由于广九铁路的通车，深圳墟成了香港新界和惠（阳）东（莞）宝（安）地区、广府人客家人的洋货与土产交易集散地，是方圆数十里最著名的集市。据1950年代深圳墟商会统计,有人泰米行、富源米铺、周标记补鞋、徐锡麟打锡、罗贵织袜、、仁源油店、曾宝华牛肉店、蔡添记布匹、振兴文具、祥光百货、同和堂中药店、仁和堂药店、梁四姑接生、李展奇医师、邓志伟医务所、悦隆木屐店、张生记打铁铺、张洪记烟丝行、曾明记蓑衣毡帽店、民乐戏院、维新书店、新民主书局、维新印务、新生活照相、昌兴金铺及共和押当铺等125家,遍布大街小巷，光听这些商号，已构成深圳墟民生市井图，光学校我有印象的就六七间。因此，我认为后来的媒体把改革开放前的深圳描述成边陲小渔村，是有失偏颇的。少年记忆中，深圳墟因河运便利，广九铁路，墟市贸易通商，乃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香港人交集之地（我的同学就有不少来自香港和广州惠阳等地），多种民俗文化与外来文化（归侨）互相影响，形成沿街富有岭南特色的建筑骑楼，两边各色商铺林立，把脉的郎中、肚圆肠肥的父亲（人称肥佬华）、戴着客家凉帽的母亲，孩子们踢毽子、打玻璃珠子，各色邻里悠闲地踏着木屐，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孩子们都喜欢在木屐上加钉子，发出清脆的敲击石板路的声音，与此起彼落的货郎担吆喝叫卖声、妇女们挑选雪花膏、木梳镜子等的欢笑声，时不时店铺里传来客家山歌粤曲小调，构成浓郁的岭南市井风情，久久在我脑海萦绕终身难忘。周边赤勘村（即蔡屋围）、罗湖村、湖贝村、隔塘村、笋岗村等，解放后有了人民路、立新路、解放路、建设路，改革开放后深圳墟成了最旺的商业步行街“老街”东门成了改革开放的商业奇迹离不开深圳墟商贸重镇的底蕴。

当年与香港唇齿相依的深圳河（原来的布吉河）边有耕地，宝安县人可凭借过境耕作证往来于两地之间。我们兄妹五人便从这个深圳墟上奔赴各个不同的人生。大妹森娣作为童养媳送至香港锺应堂，妹夫后成了香港数一数二的堪舆师，弟弟焕森无意中跟随值守深港边界的同学父亲沿着广九线徜徉至香港，至今一直在港安居乐业。妹妹桂珍自力更生下放到龙华锻炼后成了女强人，特区成立后成为东门唯一一家深圳糖烟酒公司商场经理，另一妹妹自小失散，直至八十年代后代方来深相认。

古老的惠民桥（人民桥）有着我刻骨铭心的伤痛记忆，也拉开我命运多舛的人生序幕。我自小聪慧过人，是个悟性佳成绩好美少年，在宝联学校（宝安深圳联合学校即后来的深圳小学中学）时我是童军乐队大鼓手，当年欢迎宝安县长林侠子从省城坐火车到罗湖再到南头走马上任我就是其中的大鼓手，因时常各种仪仗表演、商铺开业活动中担任大鼓手，在深圳墟乡里中，我是邻里间人见人夸的少年郎。命运在一场震惊深圳墟的爆炸事件中急转直下！一九四九年正月在惠民桥，解放后叫人民桥，刚刚参加完开学典礼的我在两个国民党兵痞的怂恿下用他们提供的炸药炸鱼，由于我的失手两个兵痞当场丧命，我也被炸得血肉模糊，父亲在乡里众人的提议下，机智将炸得奄奄一息的我送至深港边界，哀求值守的老更仔将我以孤儿身份送至香港九龙医院，因失血过多昏厥被送进太平间，三日后苏醒自行爬出并得以救治，自此左手终身残疾。此段经历历历在目，更多的关于深圳墟的细节记录在晚年自传体小说《深圳苦儿》中。医治四个月稳定后被送往沙田半山恤孤院，大概七八十个孤儿，每日参与教会风琴班与我所在的唱诗班，在此也算体验了基督教文化，但我并非孤儿，日益思念家人遂伺机逃离，终鼓足勇气第一次流浪，沿着铁路一路向北，经大埔、大和、粉岭再经上水，也不知走了多久一路跌跌撞撞徒步回宝安家中，算是走完人生第一大劫。虽大难不死却失去左掌，不料回家后因手残疾父母又欲将我送与香港学堪舆即民间算命术，吾酷爱读书誓死不从坑蒙拐骗勾当，遂再次半夜离家出走，自此彻底告别公子哥儿的生活。

广九线上多了一个靠扒火车、卖香烟、云片糕的流浪儿郎，我又曾数度被送去监仓羁押，顽强挣扎生存。后来为圆未竟的读书梦，我再次独自徒步四百公里流浪回祖籍兴宁，吃百家饭上了工农速成中学，成绩优异竟然当上了老师。与仰慕我的学生——典型的贤良勤劳的客家女子廖琼英速成一段师生恋。婚后，我醉心求学或投入创作，妻抚养子女任劳任怨扛起整个家，这辈子我对妻是终生感激的。

当时深圳火车站的站名"深圳墟"，我时常参加宝联学生童乐队（宝安各个学校联合举办的学生童乐队）任大鼓手。图片：1949年10月，童乐队迎接解放军的现场。摄影者为同龄人汤洪泰先生。

当年就读的深圳小学——宝安县深圳联合小学简称宝联小学。（图片来自深圳博物馆）

当年的熙熙攘攘的广九铁路是我流浪与谋生的地盘。（图片来自广九地铁博物馆）

1957年，我到广州务工三年是机缘巧合，一次在探望广州中山大学务工的同学朱满宏，在他家中午餐，见其兄匆忙回家拿行李准备逃离，原因竟是从事校对工作把重要人物的名字校错，在那个特殊年代酿成大错是要坐牢的，遂我毛遂自荐顶替了他，成了中山大学印刷厂校对科一名工作人员。至此思考我的人生，仍然有个强烈的未竟的梦寐以求的读书梦。自此得以有安静的环境自学备考，一九六零年秋我以优异成绩成为广东省仅录取的六名上海戏剧学院本科生之一。此为我人生最为重要之转折点。大学四年是我的黄金时代，从此便结缘终身为戏剧创作奉献毕生。

幼年时期(我右一)，盼望已久的父亲南洋回来，一家四口乐也融融。三十年代年摄于深圳墟新生活照相馆。

五十年代，兄妹聚少离多，我（左一）四兄妹摄于深圳墟。

人民公园，深圳最老的公园。1983年建立于深圳最老的城区罗湖。1983年，四兄妹相约人民公园留念留影。

亲朋好友相聚香港（与香港明星罗兰、香港知名堪舆大师、妹夫钟应堂相聚于香港，2010年摄）

青年立志，上海滩求学不负韶华

上海戏剧学院在校四年，我对戏剧启蒙于斯，终生志向于斯，回报社会于斯，终生无悔无怨。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是中国戏剧作家、理论家的摇篮。60年届戏剧文学系，整班人数27名，合格毕业的25名同学中，先后涌现出张鸿生、陈祖芬、杜清源、唐泽芊、倪绍钟、邢益勋、张健忠、丁步青等众多出类拔萃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名导演以及各地文化界领导。自64年毕业他们面向全国走向征途，每一个都在各省市戏剧、电视、电影文化界翘楚，都是时代精英。我有幸也是这个大摇篮里的一员，内心无比感恩，得益新中国共产党庇护，上海戏剧学院这座艺术殿堂和众多老师的栽培。读上戏是我毕生骄傲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师恩似海，受益一生，拜望恩师王东局教授。2002年摄于上海戏剧学院。

俗语云：“一日为师，终生作父”。江俊峰伉俪，顾仲彝恩师，班主任王东局伉俪，至今任历历在目，常夜梦相会，周端木，丁小曾，徐闻莺，董友道，余上沅，陈古虞等老师亦念念不忘。1960年广州考区面试的场面令我终身难忘。江俊峰是上海戏剧学院宣传部长，是考区的总负责人，也是我面试的主考官。他听过我大段自白后说：“你出身贫寒，少年坎坷多难，务工三年顽强自学，底子薄弱但有悟性。倘有机会刻苦攻读，或许有大器晚成的一天……”显然话中有话，凭我的悟性应该是丰收的面试。“面试结束，是否录取一周后通知。”我日思夜想苦熬一周，命运给我第一颗幸运果子——上海戏剧学院录取通知书终于到来，自此踏上中国最高艺术殿堂求学，终身感恩。

三月考试归来，1960年摄于广州。

1964年摄于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门口

开学一个多月后，校团委专职书记王惠敏同志找我单独谈话终生难忘。“通过组织了解，决定推荐你进团委班子.……”这个决定把我急一身冷汗，我自知是同班同学中的文学素养最低的一员，岂敢应允？一再婉拒。但王书记却说她从档案多方了解我的经历，认定我适合团委分管组织工作。既难推托，唯有暗下决心，勤能补拙，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做好。当时学院领导狠抓作息时间的硬性规定，十点钟必须关灯就寝，并由我负责宿舍的即时关灯。虽然身体力行，但我时刻不忘誓言。于是，宿舍熄灯之后便到公厕夜读到凌晨方蹑手蹑脚回宿舍和衣而睡。但纸包不住火，快到学年大考，终被同学告至班主任，然王东局老师却非常善解人意，同情我的处境。批评几句后又鼓励我发奋图强精神终有回报之日。顾仲彝老师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不知是何缘故，我总觉得他也喜欢我。升三年级的时候，我被同学们选为戏文课课代表。一天下午，董友道老师持顾老师的名片，代为转告到顾家一叙。我持名片按图索骥找到顾家大院。三层整套居室堆满书籍是学者伉俪之家。我刚唤声“顾老师”，顾老师便大踏步伸手握我，顾师母端来热气腾腾的牛奶和两个油亮晶晶的面包，在那全国生活水准都很困难的年代，十分珍稀。我的感受难以言表的。畅谈一时间，顾老师拿出两套共四本的《编剧理论与技巧》给我。他说：“一套给全班同学参考，一套供你个人收藏学习”。我知道，这套讲义是他特邀中央戏剧学院讲学时的内部教材，十分珍贵。怎不叫我受宠若惊呢？当我含泪接受时，顾老师叮嘱我，有空常来坐，有好的作品由童老师转交。时光荏苒，转眼又过一年，那时我参加“四清”运动告一段落，正准备毕业论文。我的毕业创作是小话剧《最后一课》，它取材于农村四清素材。大意是农村夜校与淫笑秽语封建书场争夺青少年的一场斗争。对这个小戏的初稿，经全班的讨论和董友道老师的认可，主题鲜明，布局顺畅，正打算交表演系四乙班排练作为学校毕业汇报演出。就在此时，顾教授提出大段修改意见，我连续几个昼夜修改，剧名由《最后一课》改为《第一课》。演出结果出乎意料，获得掌声雷动的一再谢幕。连年过六旬的老院长熊佛西都跳上舞台，大喊：“演出成功，成功，成功！”此激动一幕时常在我的梦中高光时刻再现。

一草一木总关情，与学妹陈祖芬（北京作协副主席、文联副主席），摄于1963年上海戏剧学院

同窗情深摄于1964年上海戏剧学院

光阴似箭，转眼大学毕业。王东局老师告知我分配回广东文化厅工作。虽说归心似箭，但再忙也得向恩师告别。顾老师赠我一帧他的近照，背面亲笔题写“学海无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广东话剧团队不多，话剧剧本上排几率有限。但广东剧种繁多，既有粤、潮、琼、汉，还有山歌剧，采茶戏，花朝戏，正字戏等等。你不能只写话剧，一条树上吊死。你应该有目的地深入地方深入生活，抓准三两个剧种研究，多写几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剧本，才能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剧作家。”一番语重心长的叮嘱，成了我后半生从事创作的标尺，也成了我后来决心创办嘉应戏剧文学团的初心！！

壮志凌云，为故乡勇攀戏剧高峰

实践证明，顾老师的教诲我一生受用非浅，是我日后成为剧作家的一把钥匙。回广东省文化厅报到之后，我奉命参加为期两年的四清工作队，又回到宝安惠阳地区考察。后由于成家在梅州，孩子多生活负担重，便主动要求调到离家较近的梅县地区工作。梅州不愧为文化之乡，剧种多既有中原音韵的广东汉剧，又有正统客家方言的山歌剧、采茶戏，还有潮州方言的地方小戏。遵照顾老师的叮嘱，我很快就适应几种剧目创作实践。从话剧《关系学堂》到汉剧《麒麟老道》、《义子登科》到山歌剧《补正的爱情》。其后，又因为我从小就熟悉广府白话，对粤剧又很喜欢，便应深圳粤剧团之邀，执笔创作《牌坊村外传》、《栽兰梦》并获国家级金奖银奖。这样，我的个人创作生涯有四十部大小剧作。除此之外，我不是单一的创作干部，而且肩负着辅导创作、发现人才、发现新作苗头，挖掘精品等任务。为了完成这双重任务，在中国剧协书记王正、省剧协领导赵寰、李门、陈仕元和梅州市副市长何万真等鼓励下，汇集陈晓春、廖武、曾祥训、廖维康、陈勋华、林韩璋、等一批有志气、有素质、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创作者于 1986年成立一个创作群体——嘉应戏剧文学社。那是我省第一个创作家自愿组织起来的戏剧群体。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嘉应戏剧文学社成绩辉煌，影响全省。作为领头羊我全身心投入，无私奉献，常常召集一群剧作者们废寝忘食、随时随地进行剧本研讨，每一个同仁的家、每天傍晚的饭后散步，无不都是三五成群，讨论剧本，被同行们戏称为“杨白劳”，我也因此被中国剧协特评为“先进戏剧工作者”称号。

梅州戏剧协会同仁合影于（1990年摄于梅州江南大厦）

老牛伏枥，归特区从未歇于笔耕

叶落归根，退休后我回到深圳罗湖安度晚年，妻贤子孝、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在梅州嘉应戏剧文学社完成了传帮带培养创作团队任务的我，事业上亦再次发力，再一次为深圳戏剧发挥余热，同时也攀登了自己创作生涯的又一高峰。九十年代，同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熊源伟创办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多次力邀我任客座教授，因手疾无法使用电脑终被时代抛弃。但仍然笔耕不歇，酝酿新的创作。此时与深圳粤剧团团长萧柱荣一拍即合，开启了我们多年的合作创作，《牌坊村新传》、《七夕月半圆》，《栽兰梦》等剧作荣获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银奖，国家文化部等七部委颁发的戏曲二等奖。由深圳粤剧团在2000年期间，斥资百万打造粤剧精品，《牌坊村新传》由越剧团冯刚毅、苏春梅主演，深圳大剧院首演。其中冯、苏两位主角的多段唱腔堪称粤剧教科书级别，两位深圳粤剧的一代名伶的合作更是使《牌坊村新传》以曲牌丰富、曲词优美而成为深圳粤剧绕不过去的一道丰碑。由于题材前卫敏感，使当时文化界有了很大的争议。与后来的《驼哥的旗》、《情系中英街》等粤剧均获得国家级多项大奖。2009年9月30日，粤剧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有幸见证和参与了深圳的非遗文化传承盛事。

与《义子登科》演员与导演合照（1989年摄于广东汉剧院）

《牌坊村新传》2000年深圳大剧院演出现场。

登上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与合作者萧柱荣先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2002年5月28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站在当年由于一场事故延伸出人生无尽之故事的人民桥头，幻如隔世，唏嘘不已。如蒙太奇般一个城市一个世纪一部百岁人生剧本徐徐展开，人生如梦！旧时代的深圳墟如今已是惊艳蝶变，成了世界城市建设史上奇迹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市。曾经的沧桑少年今日亦成古稀老者，见证着百年深圳沧桑巨变——其崛起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典范。从解放前不到五六千人口的深圳墟成了近2000万人口的超大特大城市、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的龙头。在这片曾经挥洒热血的热土，我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与举世瞩目的改开成果。如今欣慰的是对得起这片热土，儿女们依旧在为建设这块土地而奋斗，孙辈们也从这片热土走向世界。都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是个小渔村，此话在我看来是有失偏颇的。老之将至，总想给深圳戏剧留下点文献资料，给子孙后代留点念想，于是搜肠刮肚，在属于自己的故纸堆里挑出十几个剧本汇编成册，恰好都是曾经获奖的拙作，歪打正着，便取篇名《栽兰梦》，2024年元旦出版，1200本《栽兰梦》即为全国各地图书馆以戏剧文献资料收藏。

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至今我已接近九十耄耋老者，一直笔耕不辍，难怪有人说我是条拴在戏剧柱上的老黄牛。六十余年的剧作生涯，先后写就大型剧本近四十部，这些剧本均由广东汉剧院、深圳粤剧团等大小剧团排练上演，亦有十五部《中国戏剧》发表，并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颁发的银奖、金奖。回顾人生，少年立志著书立说，以笔下的文字反哺社会，毕生交给后辈的成绩单，先后创作了《货郎记》、《壮志凌云》、《义子登科》、《麒麟老道》、《牌坊村新传》、《癞蛤蟆外传》等15部大戏，创作了《风起云涌》、《梦龙》两部长篇小说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栽兰梦——曾桂森获奖作品集》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退休后历时五年著立自传《深圳苦儿》。此生无甚专长，只是好编故事，喜描人生。在坎坷经历中积累不少生活素材，汇集成册，文学上的战友们一个个陆续离开了，而我们笔下的每一个字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重返母校，参加母校七十周年校庆。2015年摄于上海戏剧学院。

同窗情深，邀请同窗挚友到深圳相聚（左起杜清源、邢宜勋、唐泽芊、张鸿生），2016年摄于深圳大梅沙。

耄耋之年，天伦之乐孩子们从美国、日本、中国澳门等地学成归来看望爷爷。（摄于2023年五一节）

合家欢聚，其乐融融（2008年摄于深圳）

结集成书过程中，凝聚人生各阶段回忆，提笔深思，这辈子舞文弄墨打造爱恨悲喜编了无数故事，感叹自己人生亦如一出九死一生跌宕起伏的戏剧。往事尽如一缕烟，纪念、怀想也非永恒，戏剧性的经历能烙下的是：时代的顺逆流、信念的力量、荣辱的浮沉，世事的历练。我的一生九十载，实际上是百年深圳的兴衰史缩影——艰难困转，玉汝于成，深圳是时代的一面旗帜，是一幅时代波澜壮阔的画卷。我，一个旧时宝安县孤苦伶仃的残疾流浪儿，中青年奉献于传统戏剧文化事业，晚年开枝散叶儿孙满堂，个人的事业家庭双丰收，既是深圳从偏安一隅的边陲小镇到国际一线大都市的城市化发展的写真，又是祖国不同时代的转折与发展的改开政策的成就写照。我整理个人真实的一生，暗含时代发展中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命运的同频共振。终其一生，我是幸福和圆满的。时下流行感恩一词，感恩恰逢伟大时代、感恩恩师栽培、感谢命运中的苦难、感谢同仁提携相助，感谢妻儿陪伴家人相爱。

文脉传承——2023年出版《栽兰梦——曾桂森获奖剧本选》，1200本被全国各地图书馆作为戏剧文献资料收藏。

作者简介：曾桂森，笔名泉源，剧作家，作家。1933年生于广东省深圳市，1964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本科毕业。先后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汉剧院、梅州市文化局等单位工作。曾为中国戏剧文学会理事，中国剧协会员，广东剧作家协会理事，广东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电视台特约编辑，嘉应戏剧文学社首任主席。

曾桂森师从中国戏剧理论家、教育家、剧作家顾仲彝先生。在恩师顾仲彝、王东局夫妇悉心栽培下，博采众长，形成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风格。从事戏剧创作五十多年来，近四十部剧本在省、市、县级剧团演出，其中十五部剧本在国家或省刊发表。代表作《栽兰梦》《七夕月半圆》《牌坊村新传》荣获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银奖，国家文化部等七部委颁发的戏曲二等奖。

部分作品及合著作品简介

● 《栽兰梦——曾桂森获奖剧本选》，1200本被全国各地图书馆作为戏剧文献资料收藏。花城出版社出版（2023年）。

● 大型戏曲剧本《栽兰梦》，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2003年）。

● 山歌剧剧本《七夕月半圆》，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银奖（2002年5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颁奖）。

● 粤剧剧本《牌坊村新传》，荣获国家文化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文学艺术届联合会、全国妇联、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颁发的戏曲二等奖，剧本由深圳粤剧团在深圳大戏院隆重上演（2000年）。

● 汉剧剧本《义子登科》，广东第三届艺术节优秀剧本奖，闽粤赣首届戏剧节优秀剧本奖（1988—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90年）由广东汉剧院排戏演出。

● 汉剧剧本《麒麟老道》，广东省第四届艺术节优秀剧本奖。刊登在《南粤剧作》，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91年），由广东汉剧院排戏演出。

● 山歌剧剧本《张蛤蟆外传》，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88年6月）。

● 话剧剧本《关系学堂》刊登在《中外影剧》（1987年12月）。

● 山歌剧剧本《思》刊登在《南粤剧作》（1987年12月）。

● 山歌剧剧本《月是故乡明》，花城出版社出版（1985年）。

● 戏剧研究论文《同中求异，变异求新》刊登在上海《歌剧艺术》（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