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5日电 题:跨越海峡的远古脚印何以显示台湾根在何方?
作者 陈建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
台湾岛在全新世(距今10000年以前)海平面上升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是与大陆连为一体的,即便在此之后形成的海峡,也未阻绝远古人群及其文化延续传播的脚步。考古学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新石器以来台湾海峡两岸远古文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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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9年,中国民族学家林惠祥在考察台湾少数民族之后便发现,在台湾出土的“石器中之石锛一种与中国山西所发见者极相似”,或许可以证明“未入台湾之番族”与大陆之间存在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学者在台湾的考古挖掘工作中,发现大量台湾出土的考古器物,如肩石斧、靴形石器、黑陶、彩陶等,均有来自大陆北方的文化元素。1943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中国史纲》中提出,中国南方发现的石器时代考古遗迹,其文化特征与北方截然不同,另成一个系统,代表的是后来“百越”之族的祖先,在《台湾番族考》(1947年)一文中,翦伯赞列举出考古、民俗和体质上的证据,肯定地说:“台湾的番族,是‘百越之族’的支裔。”
出土于龟山遗址的石矛。陈建樾 摄20世纪5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考察台北圆山遗址(距今3500年到2000年),综合大量证据后得出结论:“台湾的史前住民(包括圆山民族在内),大部分是自中国大陆移入台湾的,这已经成为台湾考古学上的常识。”同时期,林惠祥通过对南洋人种和台湾考古资料研究,写出《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一文,认为:“台湾在新石器时代便曾有一支人类由中国大陆的沿海地方漂流过去,带了新石器的文化即磨制石器和印纹陶、彩陶、黑陶等技术进入台湾,这种从大陆过去的新石器时代人,便成为后来的高山族的一支来源。”此后,随着海峡两岸考古工作的推进,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之间民族与文化一致性的结论得到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持。
出土于台湾圆山的陶制纺锤轮。接续林惠祥、翦伯赞等人关于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的研究,通过圆山文化,福建、广东沿海地区遗址,以及长江下游地区、东南亚等地相关考古发现的调查,考古学家认为,台湾和东南亚吕宋岛等地的新石器时代石器文化,都源自中国大陆浙江南部、福建和广东地区。结合长江三角洲和东南亚的考古发现,还发现了树皮布石拍技术从中国东南沿海扩散至中南半岛、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过程。
有段石锛。相较石器、骨器等,在研究史前文化时,陶器的意义更为重要。张光直较早通过陶器特征的比较,将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距今5000年到4000年)和凤鼻头文化(距今3500年到2000年),分别与福建广东沿海的富国墩(距今6000年到5500年)和昙石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3500年)联系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海峡两岸考古学者的努力发掘和研究,众多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考古遗存,已经初步形成了距今6500年到距今3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从浙江南部到广东东北部的沿海地区,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先后有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大帽山文化和黄瓜山文化等;台湾同时期则有大坌坑文化、富山文化、圆山文化、牛骂头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址发展系列的确立,为更精准的考古文化比较和类型确定,提供了坚实基础。
出土于昙石山遗址的陶器。王东明 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壳丘头文化和大坌坑文化早期在陶器装饰风格上非常相似。新石器时代中期福建大帽山遗址的陶器,与澎湖群岛上镇港遗址时代相近,两个遗址的陶器均以红陶和红褐陶为主,大多为豆、罐和釜,纹饰则主要为绳纹、刻划纹和锯齿纹,属于一个文化传统,可见两地先民已经掌握了来往两地的航海技术。另外,台湾上沙仑遗址不仅年代与大帽山文化相近,发现的锯齿口沿的陶罐和陶豆圈足,也几乎同大帽山器物一致。新时代晚期黄瓜山等福建沿海文化遗址,与台湾同时代的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等,虽然存在多元性,但有着共同的彩陶文化特征,表明海峡两岸这一时期也一直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
海峡两岸遗址分布图。陈建樾 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远古时期的中国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便稳定地存在着一个以圜底、圈足的器具为稳定组合的印纹陶系统。通过对这一文化系统在海峡两岸的延续传播和发展的研究,可以对两岸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特征的一致性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台湾凤鼻头等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文化,与昙石山下层文化特征相似度非常高,但时代滞后闽粤沿海两三千年;圆山、牛稠子文化这些以灰黑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与昙石山中层、石峡文化面貌相似,时代也滞后一千多年,是史前时代大陆东南沿海文化多次向海洋迁徙的结果。
总之,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特征,显示出台湾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远古文化的高度一致性,这已经得到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完)
作者简介:
陈建樾,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副会长。